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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在长安读古书  ——记这个冬日所读的数本古籍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晏藜

读书亦能知食味

——读袁枚《随园食单》后

大约很少有人会否认吃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常常能见到谁家的妈妈或者奶奶,一大早就拎着个菜篮子出门,绕菜场逛了一大圈后筛回好些食材,回家后又经历洗涮择选烹炒煮焖等诸多复杂程序,等到终于端上桌子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吃好饭后再收拾完锅碗瓢盆,休息不了多久就又得思量晚饭了。更别提逢年过节,应酬交际,好像别的形式都无法像吃饭一样承载人们的欢乐。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三国时的魏国皇帝兼知名文人曹丕曾在他的《典论》中说:“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这里的“知服食”当然不是指“饿了就吃”这么浅显的事情,它指的是真正的饮食之道。而且这饮食之道,在曹丕看来,只富贵了一代的人家都未必能明白,得富贵三代才行。

清代著名文人、美食大师袁枚的《随园食单》可谓是会吃的典范。不算厚的一本册子,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色香味俱全地介绍了清朝时的各类食物。袁枚生于康乾盛世,国力强盛,贵族们生活奢靡,惯会享口腹之欲。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来体验和研究美食,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数百种海鲜、江鲜、杂牲、羽族、水族、杂素、粥饭、茶酒和小点心,单论门类就够让人垂涎三尺了。再加上他惯有的灵动活泼的语言,更是将各色佳肴描摹地让人看着就饿。袁枚留下来的画像看着挺瘦,但我总觉得他应当是个大胖子才对。

玩笑归玩笑,编成这样一本册子,当然是需要深刻的修养和扎实的功夫的。我也一直自诩为“吃货”,但一翻书就被人家关于吃的修为镇住了。袁大吃货一上来就扔出二十个“须知”:先天须知、作料须知、洗刷须知、调剂须知、配搭须知、火候须知、时节须知、吃速须知……他写得应有尽有,我读得目瞪口呆。我也时常做饭,虽然清楚做一顿好吃的并不容易,但也绝对没想过居然这么复杂,于是立马心怀敬仰。

“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资禀”,他在一开始就将食材的好坏与人的优劣做对比,指出真正的好材料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选猪要选皮薄肉嫩的,选鸡要选阉割过所以平时运动量少的,鲫鱼要挑扁身嫩肚的。说得煞有介事,想必是真的如此。我想起自己平日挑选食材时的随性,先是汗颜挠头,但转念一想,又释然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也不该人人都这么会吃的,市面上总还是有皮糙肉厚的猪和没被阉过的鸡呀!若是都这么被淘汰出局,岂不罪过?

中华民族历来奉行中庸之道,这一点反映在饮食上,恐怕就是对火候的要求了。评定中国厨师的技能高下,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对火候的掌握。“有须武火者,煎炒是也;火弱则物疲矣。有须文火者,煨煮是也;火猛则物枯矣。”火候不及,食物怎么都差些功夫;但若火候大了则过犹不及,要恰到好处才合适。

提起味道也是一个意思,“味要浓厚,不可油腻;味要清鲜,不可淡薄。”浓厚是说要突出食材的精华,但却不能油腻;清鲜是说要保有事物的本来味道,却也不能太过寡淡。总要不多不少,才是最好的。从吃饭到做事,中国人还都是这么个路子。

家里的菜再好吃,经常吃也总会寡淡,于是就爱下馆子。饭馆里的菜调料下得足,或麻或辣或咸,吃得人无比过瘾。但在贪嘴的同时,我们其实心里也明白,所有油大盐重味精多的事物,都是为了掩盖食材的不新鲜。就这一点,袁枚直言不讳:“求色不可用糖炒,求香不可用香料。一涉粉饰,便伤至味”。袁枚明显主张自然烹调,不用味道重的调料遮盖食物本来的香气。他觉得,食物的至味就藏在本原之中,自然的就是最好的,这又和古代黄老庄子崇尚的道法自然不谋而合。

古人作战讲求顺应天时,选料做菜也是讲究时节。“夏日长而热,宰杀太早,则肉败矣。冬日短而寒,烹饪稍迟,则物生矣。冬宜食牛羊,移之于夏,非其时也。夏宜食干蜡,移之于冬,非其时也。”不同的时令,配菜和烹饪都是不同的。袁枚当然也没有武断地说哪个季节吃什么就一定不行,只不过若想得到最佳,就需要去配合时令。

常听人说满汉全席,也大约知道是说满人和汉人的饮食荟萃,放到今天是规格很高的宴席。中国民族众多,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风格,不同的饮食文明就根植于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中。“满洲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童而习之,故擅长也。汉请满人,满请汉人,各因所长之菜,转觉入口新鲜。”若为了顺应被人口味而盲目改变,恐怕不用多久,大家就只能都去吃大杂烩了。

佩服袁枚关于吃的品位,更佩服他这种边吃边想边挖掘的精神。虽然咱并没有出身于“三世长者”之家,但好歹还有能从书中得到“知服食”的机会,也算是很幸运的了。

“只饮一杯水”,未必是好官

——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后

大名鼎鼎的清代文人纪晓岚在他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写了个挺别致的故事:有个官员去世后下了冥府,姿态很昂然,神情很傲岸,自称生前所到之处只喝别人一杯水,所以今天无愧于鬼神。不想阎罗王却不以为然地说:“做官的自然有好坏之分,但如果不收钱的就能被称作是好官,那种棵树在衙门前面,连谁的水都不用喝了,不是比你更好吗?”

那官员着实被噎了一会儿,反应过来后立即辩白说:“我虽然没有功绩,但是也没有罪过。”阎罗王嗤笑道:“你一生到处只为保全自己,就算碰见冤狱,也为了规避嫌疑而什么都不说,难道不是辜负了百姓吗?碰见些为难事,只要觉得它麻烦棘手就不做,难道不是辜负国家吗?你们的朝廷为什么三年要考核一次政绩呢?正是因为如果官员无功,就是有罪。”那官员被狠狠折了锋芒,当即哑口无言。

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似乎从来不缺少对清正廉洁的赞颂和对贪赃枉法的批判,故事中这个到哪儿都“只饮一杯水”的官员,若是放在别的作者笔下,就算没有被树立成官场的道德模范加以讴歌,也不至于平白无故受此抢白大丢面子。由此可见,纪晓岚在判定一个官员时,是有自己的一套准则的。他认为作为一个称职的官员,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该承担这个位置的责任,有冤案你要管,有难办的事,即便再艰难也要去尝试。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员,即使做到了举世皆浊他独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谈及纪晓岚,不得不说,这个人算是清朝乃至历代文人中为数不多的各方面比较成功的人物了。科举上没怎么折腾就中了进士,做官后因受到乾隆皇帝赏识喜爱而仕途顺畅,历任左都御史、翰林院大学士等不错的官位,后来又先后做了礼部、兵部的尚书。扶摇直上的同时,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这样一部注定流芳百世的集大成之作,成功跻身于中国历代最伟大的学者之列。进则庙堂居高位,退则文华传百世,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梦寐以求的所有好事,几乎都叫他沾上了。这种运气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作用,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纪晓岚这么个深陷官场的人,却还能清醒地保持着对官场的独特认识,更是难得。但话又说回来,可能也正是由于纪晓岚已经到了那么个位置了,所以再特立独行的想法也难动摇他的根基了。

庄子曾在《逍遥游》中写下了玄之又玄的十二个字:“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言”。大意是说,要做一个道德修养极高的人,需要忘记自己,放弃和外界的对立。神人就要比至人更高一个级别了,不居功,不想着去建功立业。而最顶级的圣人,则是连虚无的名头也不惦记了。其实如果强词一辩,说故事里的那个官员合得上这三点,也是说得过去的。那人忙于自保,不关己事不开口,不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和外界的对立了吗?那人胸怀坦荡,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不正是半点没有居功的打算了吗?那人自认为官无功无过,看来也是没打算留什么生前身后名,不就是连名头也不惦记了吗?大胆地设想一下,若叫庄子本人来评判纪晓岚笔下的这个官员,搞不好还能赞一句他顺应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呢!说实在的,一些官员若真想放任自己“无为”,是很容易找到理由和凭据说服自己的。尽管老庄学派的理论一直冒着腾腾的仙气,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拿它来自我催眠消极避世,还是绰绰有余的。

清代另一个文人黄图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提过这种类似退而求其次的观点,他谈及为官,说“宁守闲职,而勿求剧职;宁无佳政,而勿效酷政;宁可旷职,而勿使逾职;宁有宽政,而勿效苛政。”简单说就是,就算你做官做不了多好,但只要还能持守住底线,差不多也就行了。但像 “守闲职”、“无佳政”、“旷职”、“宽政”之类的风格,若叫纪晓岚来评点,恐怕也难免被指桑骂槐地批为无功窃食的虚糜之事。

一般官员想要维持纪晓岚似的清醒独特很困难,除了很容易就倾向于给自己和同类人事的不作为找到借口,更大的难处还多得是。几千年来,一些东西早已被历史夯得结结实实,就算有些个体想尝试着动摇它,也势必要做出一些不太好看的动作的,少不得还会有些出格之事。可如此一来,又难免背离了儒家素来提倡的“中庸之道”。而且,即便头破血流地冲开了“中庸”的束缚,或许等待着他们的又是玉焚石不焚的结局。所以,这些人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还忧,来来去去,最终陷入深深的无奈。

其实纪晓岚也不是呆在高处就不谙下面疾苦的人,或许这些无奈他心里也明白,所以他将之前的那些嘲讽全归作贤者的“一念之私”。故事的最后,他让阎罗王在打压了那官员的气焰后,还温和地抚慰他说:“你可不能怨我刻薄,谁叫你刚刚那样气盛呢!平心而论,你已经算是三四等的好官了,来生也会有你的官做的。”

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

——读江盈科《雪涛小说》后

《诗经·卫风·淇奥》里有这么一句诗,“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赞美君子为人霁月光风,平易近人,而其中“善戏谑”三字,就是这平易近人的显著特征。戏谑就是谈吐风趣会开玩笑,善戏谑的人擅长活跃气氛,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极受欢迎的。而同是戏谑,不同人表达的方式也相去甚远,市井有市井的趣语村言,士林亦有士林的诙谐文章。

古代文人中有不少既好谑也善谑的,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的得力“副将”江盈科,就是戏谑一道的资深人士。他曾在自己的文集中写道:“谑亦有一段自然出于天性者”,“此虽无大用,要之矢口而出,令人解颐,亦是一段别才,非可袭取。”他很在意幽默这件事,觉得这是一种别有灵性的天分,不像诗书典籍那样靠勤奋刻苦就可以学来。有的人纵然是学富五车文坛问鼎,也掩盖不了其人枯燥乏味如八股一般。从公安派奉行的理论来说,这种人就是“不具性灵”、“偏拘格套”了,往往没什么情商,故而理所当然不受江盈科们的喜欢。

江盈科喜欢“善谑者”,喜欢幽默故事。在他的文集里,常能见到这类形象。他在他的《雪涛小说》中写到一个叫“华阳生”的文士,此人性子极狂狷,见别家园子里月下寒梅盛开,便趁着酒兴把宋人杜耒咏梅的名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改成了“窗前一样梅花月,添个诗人便不同”。自负到此种程度的人,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有何不妥,但园子的主人却看不惯此人这般张狂的态度,随即作诗讽刺道:“自从和靖先生死,见说梅花不要诗”。和靖先生是有“梅妻鹤子”之称的北宋诗人林逋,主人这句接得自然风雅,但意思却也半点没藏着:你看花就请只看花吧,且别拿这两句臭诗玷污了我家寒梅清傲。华阳生当即下不来台,拂袖而去后越想越气,转头便闹到县衙。县官听了原委,别的没多说,却兴致勃勃地叫他先写两句诗来瞧瞧。待听华阳生诌了两句后,县官忍不住大笑道:“姑免问罪,押发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杜工部便是杜甫。读至此忍不住掩卷而笑,山外青山楼外楼,这故事里的几个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损,生生将埋于人性中的自负与刻薄演绎出丝丝暖意。尤其是那县官,一句谑语就将一场说小也不小的硝烟化成笑谈,这种有人情味的官员,政绩肯定也不会差吧!

《雪涛小说》中还提到明成化年间西厂大太监汪直,其时他权倾朝野,出门在外排场惊人,所到之处皆令地方官跪迎膝行来见。大多官员不敢不从,毕竟当攸关性命的时候,傲骨也不敢显得那么值钱了。但还是有例外的,就有个性格高冷古怪的沛县县令,即便面对汪直也不屈不挠。不被买账的汪直自然恼羞成怒,立即不客气地恐吓道:“你这官头上纱帽是谁家的?”一般人看到这种问题下意识地就是一身冷汗,但凡这沛县县令倔强一下,把古代文人骨子里的忠君思想稍微坚持一下,恐怕当场就是几条人命。但这县令是怎样回答?“知县这纱帽,去三钱白银,在铁匠胡同买的。”大太监当场啼笑皆非,觉得跟这么个冷幽默痴汉计较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便没把他怎样。这沛县令当真令人赞叹,短短一句谑语,既成全了自己横眉冷对权奸的傲骨,又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真是深谙官场浮沉的智慧。

只是官场终究还是比笑话复杂。文人们寒窗苦读数十年,谁都想跻身仕宦飞黄腾达,这是心中渴望的理想;然而明末官场的腐朽和案牍事务的繁杂,这又是逃避不开的现实。江盈科的好友、公安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袁宏道就始终无法维系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袁不羁的性情令他始终难以适应官场的诸多暗涌,所以什么官他都做不长久;但他心中又实在渴望在仕途有所建树,所以归隐不了多久便会再次出山。而江盈科却不像他这样纠结,他就径自做他一直不大不小的官,但在每一任上都称得上是一位有建树的好官。他一生亦官亦隐,以吏为隐,既未固执坚守,也不随波逐流。而他能做到这样身官心隐,说到底还是跟他诙谐的天性相关的。这种人心眼上的筛子往往比人宽得多,很多对于别人难以过去的事,到他们这揶揄自嘲一下就过去了。这种好心态不仅调和了他仕途上的诸多矛盾,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看他笔下的文字,常常能在字里行间发现“绝倒”“大笑”“窃笑”之类的字眼,即便他的笑点真的是有些过低,明明不好笑的事都能叫他笑个半天。可就在这样的嬉笑戏谑间,不经意间就让人把许多原本沉重的东西轻轻放下了,把许多原本浓重的苦楚悄悄变淡了。

明代画家徐渭有句言及戏谑的诗我一直很喜欢,其诗曰:“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可见戏谑是他们心里最终极的一种追求了,就这样轻轻松松,就那般通通透透。

故纸间的小热闹

——读《渔洋山人精华集》后

中国是诗的国度,尤其是唐朝,诗歌成就更是璀璨得让世人瞩目,有时甚至会让人忘记别的朝代也有为数不少的诗与诗人。比如清朝初年,有个地位极高的诗人王士祯,与朱彝尊同被赞为“当代文宗”,听起来也算是很顶级的了,可纵观整个文学史,客观说来并不能算作一流。他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中,除了偶尔蹦出来一星半点的好句子,好诗率真心不高,正应了钱锺书评他的话,“一鳞半爪,不是真龙”。

不过王士祯似乎也知道自己的毛病,懂得扬长避短,拿“神韵妙语”来掩藏自己才力的不足,倒是个聪明文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耐心颇足的人,一本书若是翻几页不合口味,肯定马上就合上了,但这本《渔阳山人精华录》却让我破例,原因不在王士祯,而在于夹在他诗里行间的评注。

他在一首怀古诗中,写到自己登塔望山的所见所感。有一句道:“馆娃一片石,千载为沾巾。回身望胥口,落日悲孤臣。”很平常的句子,没有任何吸睛的地方,后面却跟了不平常的两字评注:“扯淡”。看时当即一愣,这么无功无过的一句,怎就招来这么直接的批评?

评注的这人叫丁晏,是清初有名的校勘学家,性嗜典籍,平生对做官好像没什么兴趣,但却着实做了几件有益于民的事。最后他一心投入治学育人,一生著作等身,也算遂了自己终生处世穷经的初衷。从他的经历看,绝对可算作一个纯粹的文人了。此类人的优点在于一般都很有风骨,孟子说的“浩然之气“爆棚,但缺点就是对人对事常一不小心就会太刻薄。

我没读过丁晏的著作,但单从他对《渔阳山人精华录》的评语中,就能窥见他的一点性情。比如王士祯写到“揽衣造峰顶,大千俯微尘”,人家摆明了是在使用夸张手法,丁晏却评道“那得这样高”,还说人家作诗的时候用心不专,“心中扰扰然”,于是就胡说八道。又比如王士祯的《雪后答东痴见忆之作》,写到“昨夜东皋雪,凭谁问隐居”,写的是隐士高洁的情怀,这点丁晏倒也愿意承认,说是“通体高雅”,但随即硬是要在后面加上一句“但不切‘雪后’耳”——你诗高雅是高雅,但不好意思,跑题了。非要不停地扫人家的兴,如此性情,真让人哭笑不得。

校勘之风在清代极盛,校勘学也终于在此朝成了一门成熟学科。这一时期,常见多人同评一部集子的情况。在评注《渔阳山人精华录》的诸人中,我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人,姚莹。说起这个名字,许多人应该都不陌生,它是《康輶纪行》的作者、桐城派姚鼐的侄孙和接班人、清代著名的爱国文人,同时也是个难得的好官,更是在鸦片战争时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抗英、取得五战皆捷的著名军事家。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文才和博学很容易就被隐藏在他的政绩和军功之下,不少人常会忽略他的家学渊源、他的泛览群书、他的博征精究。

姚莹在评注《渔阳山人精华录》时和丁晏截然不同。他很会赞赏别人,王士祯有《淮安新城有感二首》,第一首中有“春风远岸江蓠长,沐雨空堤燕子飞”的空灵之句,算是他的诗中比较上乘的作品,评注的人很多,姚莹自然也写了些赞美之词。但第二首写得就远不如第一首了,还有点凑韵和堆积的嫌疑,评注的人就明显少了,可姚莹却依然能在其中找出亮点来:“前四句述事,后四句有感,妙在五、六却是写眼前景,诗家所谓‘景中情’是也。”还有一首《雨后观音门渡江》,其中有“吴山带雨参差没,楚火沿流次第生”一句,和清代另一位诗人查慎行的“雨浓隔浦吴山尽,风淡空江楚水长”非常相似,我猜想若是让丁晏来评,搞不好能说出“抄袭”的话来,但厚道的姚莹却说这两人的诗“语意亦极相似,而各成一家”,颇显胸襟,的确像个纵观全局的将领。

最有趣的是丁姚二人同时评论一首诗的时候,不同的性情常常能碰撞出热闹来。比如王士祯的一首《读水经注怀洞庭之作》,通篇写得潇洒,却独不见和《水经注》的关系,丁晏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通首不见读《水经注》意”——不好意思,你又跑题了。姚莹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却避开不谈,言及其他:“此七律中另一格,不可学,亦不必学。”还有一首送别诗,写得真是有点生硬,丁晏就直接开始讽刺说:“如在小屋中使刀枪,只管磕撞作响耳,何苦而为之。”意思就是说王士祯你通篇就是瞎折腾啊!而姚莹却将视线投注于一句“羽声变徵”的典故,聊起“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的渊源来,好像但凡别人诗中有任何可以圈点之处,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所以像“妙极”、“好”等字眼,姚莹从不吝与人。其实要我说,丁晏这种有啥说啥的性格也是蛮可爱的,但王士祯倘活着,应当还是更愿意与姚莹把酒言欢谈诗论画吧。

评注是诗文的衍生品,很容易就会被读者忽略,但只要它们仍完好地留存,那么评注者们隐藏于这些小字中的性情,不管过去多久也仍会一目了然,如同他们的灵魂仍鲜活于故纸行间一样。

隔世再隔世的园林

——读张岱《陶庵梦忆》后

嘉靖末年,江南兴起营建私家园林之风。到明万历年间,便已从吴中地区扩展到了江浙一带。晚明文人对私人空间的营建和眷恋,其目的不外是逃逸世俗,建立起一个相对封闭的文雅世界,得以超脱一些难以开解的现世烦难。而有一个自己的园子,这是另类人生的起点和依据,也是新生活的内涵。张岱家是绍兴望族,家世极盛时,名下的园林有好几座。加之张岱惯爱游山玩水,足迹遍布浙中各处园林,这些在他的《陶庵梦忆》中多有提及。

一入砎园,首先就是连绵不尽的水意。“水盘踞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顿之若无水者。”盘踞者,占据也。且不管你何人何时在此处筑园修林,这一汪水却在此候了多时了。张岱没有描写烟波浩渺之态,仅用了一个“踞”字,言明砎园这水并非野水,它是沾了灵气的。砎园主宅以它为界,内宅靠它分隔,“人称砎园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就连园子隔绝于外的一汪宁静,也是来源于它的赐予。

砎园曾是绍兴一带名噪一时的名园。《越中园亭记》提到, “张肃之先生万年筑室于龙山之旁,而开园其坐,有鲈香亭临王公池上。凭窗眺望,收拾龙山之胜殆尽。寿花堂、霞爽轩、酣漱阁,皆在水石萦回、花木映带处。”“萦回”可知其园之幽深,“映带”可见其林之繁复。加之堤岸假山、长廊竹径、亭台曲桥的掩映,一园秀色引人入胜。“有二老盘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莱阆苑了也。’一老咈之曰:‘个边那有这样!’”此二老若非关系亲密,后一老地位名望则必过于前一老,否则安敢随意“咈”之呢!且叫他这样一“咈”,砎园景色之美,再无需多言了!只可叹繁华终成梦幻泡影,“大父在日,园极繁缛”。就这么短短八个字,砎园的繁华最终是如何烟消云散,《梦忆》中并未写到,或许对于写下这些文字的张岱来说,提不提的也不重要了。

天镜园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绿。“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荇,类若乘空”。槐丛竹林挟来千层碧色,映着兰荡湖明瑟的泓光,水中有藻荇交横,日光投射而下,天镜园中处处都是他祖父对他的钟爱。这园子中“远山入座,奇石当门,为堂为亭,为台为沼。每转一境界,辄自有丘壑。”少年时的张岱常在这里读书,少年心性,读书时开开小差也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抬头便是白春朱夏里喜人的景色。每岁春时,路经此地还能偶拾春笋。这春笋本是牙人的赠予,“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读到这里,我曾尝试着去猜想张岱的惭愧究竟是来源于哪里,可我无法感同身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或许,白居易这首《观刈麦》倒更能与之贴近吧。

并不只自家的园林,别家园子也曾是张岱流连的所在。瓜州江畔的于家园子名声很响,若不是身世显赫的人,你想进这园子是绝不可能的。“园中无他奇,奇在螺石。”以张岱的鉴赏力,凡俗的景致自然入不得他眼。但这个结构奇巧的园林,终以其中千奇百怪的螺石得到了张岱的赏赞。

中国园林之美,通常讲究是疏密有致的。一般池塘假山之上,点缀几株松树石竹便够了。于园的主人却与众不同,石坡之上,果子松下,满满当当地栽植着牡丹和芍药,恰逢花期,花木灼灼,满满当当地盛放于石山之上,照的园子中艳色逼人。于园后厅池塘里也有一座石山,许是这座假山上的山石嶙峋垂直上下,池底景象清晰可见。张岱不由反其道而生遐想,倘若人能潜入池底,抬头仰望,便可见芙蕖朵朵漂浮于空的奇丽景象。“瓜州诸园亭,俱以假山显,胎于石,娠于螺石之手,男女于琢磨剔透之主人,至于园可无憾矣。”比喻精妙,用词大胆,只言片语便将瓜州诸园中假山奇石之多之巧之剔透点出,更将于园的出众表露无遗。

张岱所欣赏喜爱的园林,布局往往虚实相间,景与物疏密有致。他偏爱浑然天成的精致,不喜太多人为的造作。他曾在《西湖梦寻·芙蓉石》中提及自己的喜好:“础柱相让,脱离丈许,松石间意,以淡远取之,则妙不可言矣。”便是取园林空灵淡远之境。这一点在《陶庵梦忆·巘花阁》也有非常直接的表述。巘花阁是一个极富观赏性的小园,《越中园亭集》中记载:“巘花阁,在张五洩君宅后。即龙山之南麓也。石壁稜歭。下匯为小池。飞栈曲桥。逶迤穿渡。为亭为台。如簇花疊锦。想金谷当年不过尔尔。”开阔敞亮,浑然天成,举目四望,丛林古木与清流激湍相映带,清幽淡远,意蕴悠长。看似小巧,实则包容万千。只可惜半路出来一个从扬州来的五雪叔,虽满腹园林,却不谙造园之法,于巘花阁中大兴土木。原本无限延展的天地,至此只剩下小小一隅,小园原本的风情都被破坏了。张岱当然恨不能评,于是出言讽刺说:“身在襄阳袖石里,家来辋口扇图中。” “袖石”和“扇图”都是明代文人掌中的玩物,五雪叔听到自己花了大价钱大心思改造的园子被人如此轻视与戏说,定然呕了不止三升血了!

梅花书屋是张岱亲自督建的一个小园,张岱取梅花之高洁幽冷为它命名。张岱说自己是“书蠹诗魔”,他这样沉迷诗书的人,自己读书的地方肯定是要花心思弄的。梅花书屋的规模虽未必比得上张家其他的园林,但同样要有诗情画意。

书屋侧面以纱橱隔出卧榻,茜纱窗外该有些什么景致呢?小小地方不够搭建些亭台楼阁,那就种点花花草草好了。庭前的牡丹和后院的海棠,“花时积三尺香雪”。另有梅清茶媚,莲静竹幽,加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几株花木栽下,四季美景尽收。而且这些景色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连光影的变化都蕴含于其中。“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很喜欢“绿暗”这个词,明窗渐为碧色所染的情态。张岱言其“清閟”,清静幽邃的意思,真是恰如其分。

不二斋是张岱曾祖父在居室旁所建的讲学场所,传到张岱,又将之翻修了一次。张岱应该最喜欢不二斋中的夏。 “但有绿天,暑气不到……天光下射,望空视之,晶沁如玻璃、云母,坐者恒在清凉世界。”而这清凉中还萦绕着花香。秋有菊英,色泽空明;冬有蜡梅,红炉相映。不二斋中,图书四壁,充栋连床,一年四季都可读书的。《幽梦影》中说,“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古人说寒窗苦读,而不二斋中那段日子应该要算“乐读”了。在写作《陶庵梦忆》的二十年前,张岱便已“思之如在隔世”。而二十年后,逃难归来,重回故地,山河破碎,故园易主。那些鲜衣怒马、朝歌夜弦的过往,全都离他而去了。当他再写下这六个字时,却已是隔世再隔世了。

但总要写些什么的,记忆里的那些园子那些人,他无法平白失去。于是,就有了这一本《陶庵梦忆》。

琴心文魄

——读张岱《陶庵梦忆》后

张潮在《幽梦影》里写道:“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都是自然界最富情韵的声音了,张潮是个会享受的人,他肯定早已不虚此生。然而他却并不满足,在不远处又轻描淡写地添了句:“凡声皆宜远听,惟听琴则远近皆宜。”此言一出,便又把别的声音都隔绝于外,唯独将那泠泠一张琴纳入文人的书斋生活中。

在中国古代,琴和文人是从来分不开的。这里的琴说的是七弦琴,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圣人孔子是会弹琴的文人的代表,他从鲁国宫廷乐师师襄那里学来琴艺后,终生“弦歌不辍”。汉代司马相如也是个中佼佼者,一曲凤囚凰引得卓文君星夜亡奔,引出一段千古知名的桃色佳话。而在阮籍醉酒悲啸和俞伯牙心灰破琴后,琴又被赋予了传情抒怀的功用,这就跟诗歌搭上了桥梁。于是,不会弹琴的诗人陶渊明,也将一把不徽不弦的素琴悬在床头,每遇朋友来访,就算歌不成歌调不成调,他也要搭着弦音一吟一唱。但识琴中,无劳弦上,专注于物外之趣,这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

到了明代,因不少人提倡琴学,斫琴弹琴蔚然成风。再加上印刷术的发展,文人们便自发将古曲和民间尚传的曲目编纂刊印成集。其中最重要的,当是皇亲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七子,因聪颖多才而受到宠信,获封宁王,手握重兵镇守要塞。在靖难之役中,朱棣胁迫他共同反叛建文帝,顺利即位后又继续加以迫害。朱权知道自己身份特殊,在政治上注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便索性放弃挣扎,将王权富贵看淡,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个文人,就希望能在保全自己的性命后,做些自己喜欢的事。《神奇秘谱》成书于明初洪熙元年(1425年),朱权命人在当时“琴谱数家所裁者千有余曲”中精挑细选,收录了唐宋之前六十四曲珍曲结成《秘谱》,这就是唯美如今能看到的最早的琴谱集。除了《秘谱》中这些“昔人不传之秘”外,朱权还有《茶谱》、《文谱》、《诗谱》《史断》等著作流传后世。朱棣剥夺了他做王爷时的所有,却也无意间促使他完此功绩,成全了他作为文人的情怀与良心。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优秀的琴人辈出,其间不乏大量文人,张岱便是其中之一。他拜在绍兴琴派中,先后学琴于著名琴师王侣鹅和王本吾,学得《渔樵问答》、《列子御风》、《高山流水》、《梅花弄》、等几十种曲。 “王本吾指法圆静,微带油腔。余得其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遂称合作。”张岱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他在这里说别人指法微带“油腔”并不是贬损,而是说王本吾因为琴艺高所以能弹得潇洒自在行云流水,但他本人则更喜欢“涩勒”些的风格。“涩勒”就是将纯属和技巧都洗去,绚烂至极归于质朴,这其实已是和渊明悬琴相似的一种道了。

弹琴和听琴总是相辅相成,弹琴有弹琴的道,听琴则有听琴的道。让每个文人都成为张岱这样的琴艺高手,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好在还能听。李渔在自己的《闲情偶记》说:“丝竹之音,推琴为首。古乐相传至今,其已变而未尽变者,独此一种,余皆末世之音也。”为了肯定琴在自己心中的无上地位,竟排他地将锦瑟琵琶等等都称作“末世之音”,也不管对这些乐器是否公平。然而在这非比寻常的赞誉后,李渔又说,“此种声音,学之最难,听之亦最不易。”这是句实在话,但跟他之前对琴的高度赞誉却是有些相悖的。因为乐器总是该娱人耳目的,李渔此言则是在变相承认琴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不够好听的。“筝以娱人,琴以娱己”,既说娱己,便是说古琴无法像其他乐器那样烘托助兴,歌舞升平,它只适合在夜中不能寐的时候静静弹给自己听。

《陶庵梦忆·丝社》中也写到过一个“花奴”的典,这个典故出自唐代《羯鼓录》,说的是唐玄宗的事儿,花奴就是唐玄宗宠爱的侄子汝南王李琎。唐玄宗不是没有音乐细胞的皇帝,史书记载他胡琴琵琶与羌笛都能来那么一手,却始终清淡中和的古琴不感冒。有次他听琴听得不耐烦,还没结束就把琴师赶了出去,随即叫人“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读此不由得一笑,古琴在文人心里高雅了上千年,依然很难讨得如唐玄宗这类喜爱喧嚣的人的欢心,更有甚者还觉得它“秽气”。尽管在文人的心里,永远是“琴之品最高,琴之德最优”,但它的确不适合拿来寻欢作乐。它只适合被供于斋中“从容秘玩”,这里头的乐趣,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

古琴虽说只是一门技艺,但它内中蕴藏的特质,和文士们追求的风骨不谋而合。张岱说“盖技也而进乎道矣”,而琴艺与文艺,琴道与文道,早就融合一处分不开了。

一春雨梦常飘瓦

——读董说《昭阳梦史》后

大多数人都做过梦。梦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人尝试一下某些可能终生无法实现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有名的当然是剧作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汤显祖仕途不得志,又不被世俗所容,便彻底绝了仕进之念,回家专心做起梦来。在他为世人织出的幻梦里,富贵皆是泡影,荣华转瞬即空,在其中浮沉的人们,在最后时刻才知一切都只是黄粱一梦。还好有《牡丹亭》,留下一个真实的情字,能叫人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在那个乱七八糟的时代,汤显祖整个人可以说就是被梦成全的。

汤显祖的梦已被人说得太多,在这里,我倒想说说另一个人。这人也做梦,做了一辈子梦,不过比汤显祖梦得彻底得多。如果不是他的一本《西游补》和大名鼎鼎的《西游记》扯上了联系,此人十有八九是要被历史遗忘了。古典文学那么多,好文章实在多得看也看不过来,哪会有那么多人有耐心去听痴人说梦。

这个痴梦人是明末小说家董说,他字若雨,所以也被人称为董若雨。他有一个在历代知名文人中很常见的家庭背景:他祖上是南浔董家,门第显赫,盛极一时,无奈到他父亲时已经没落。他也曾尝试过科举,但在名落孙山后很快放弃,不再做让他感觉实在太无聊的八股文,而是从此专专心心地做起梦来。

如果用当今社会的话来说,他应该是那群“生活在二次元”的人。远离尘世坚硬的真实,反倒执着地爱着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清风明月,古寺云霞,各种各样的香料,雨,还有梦。功名利禄,衣食住行,在他看来通通是神经病们愚不可及的盲从。最令人诧异的是,他沉溺在虚无的梦中不可自拔,而且坚定地认为梦不仅存在,而且极为重要。他说他做梦去过一个叫“梦国”的地方,还在那里主持成立了一个“梦社”,用一个大柜子保管人们千奇百怪的梦境。

他还为梦国作传,写了一本叫《梦乡志》的书,分为玄怪乡、山水乡、冥乡、识乡、如意乡、藏往乡、未来乡,把古今人们所能做的梦都写尽了。玄怪乡中有各种比《山海经》里还可怕的怪物,山水乡中是能让人思绪无限徜徉的山川和河流。冥乡里住着人们逝去的亲人,识乡能点破你在现实中想不透的一些事。如意乡顾名思义,人们在里面都能遂了心愿。而藏往乡则藏满了过去——或许是真实生活过的过去,或许是梦中的过去,不过有什么要紧呢?反正都是梦,怎么高兴就怎么来。最让我产生共鸣的要属未来乡了,董若雨说在这种梦中可以预见未来——相信很多人都曾产生过一种错觉,觉得当下发生的事好像在哪里见到过。然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线性的,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不会回头,所以见也只可能是曾在哪个梦中见过,觉得似曾相识。

董若雨是文人,文人的梦都是要讲究风雅的。为了顺利做成这种风雅的梦,董若雨还为人们指出了道具:高楼、雨声、幽花、香篆、茶鼎、石枕、诗书和药炉。其实若论境界,他说的这些倒不算是最佳的入梦指南。最好的,是跟着张潮《幽梦影》中“松下听琴月下听箫”,那才叫“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不过不管怎样,他们说来说去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你要想像文人那样做些不同凡俗的梦,是少不得这些文艺的引子的。

董若雨身体不好,家里又拮据,不能像别人一样潇洒地泛览名山大川。但是,天下山河依然让他游了个遍。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梦游也会梦游,再加上他读了那么多书,特别会给自己造境。他在家中四壁上挂满了山水画卷,每每听着窗外的雨声,望着画卷出神。写意山水,本就是人家游山玩水后得来的精髓,他都不用亲临当地,只要神会精髓后在梦中重造就可以了,也是很会省功夫。

他做了一辈子的梦,或许真的是将日与夜颠倒、将凡尘与梦境颠倒了,才能活得这么空游无所依。别人是人书俱老,他当是人梦俱老了,老至死去,然后被历史湮灭。而他这一生最幸运的,应该是在被湮灭之前,把一个梦写成了小说,这就是之前提到的《西游补》。用今天的文学关系来说,《西游补》就像是著名小说《西游记》的同人文,虽还沿用着原作的人物关系,故事却是作者另外衍生出来的。从孙悟空借芭蕉扇处,董若雨宕开一笔,让他天生人间的经历了一场似真似幻的冒险。这是孙悟空的梦,也是董若雨自己的梦。

再后来,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后,董若雨还曾数度做过一个惊险的梦:“梯而登天,未至,下视白云如地,因坠云上,驰走数十里,误踏破云,堕水畔。”他在云端上轻飘飘地走了那么久,最终也还是落回到地面上。在坠落的那一刻,势必会从美梦中惊醒,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沉迷于梦中的人都会有这种无奈,又何况暂时借梦以逃避世俗的人呢?

瘦影自怜春水照

——读李渔《闲情偶寄》后

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篇》中头头是道地谈他心中的美人标准:肌肤要白皙似雪,眼睛要灵秀,眉毛要细长,手上要有十根葱段一样的纤纤玉指,足下要是一双三寸金莲。此外,还要懂得梳妆点染,搭配衣裳首饰,还多少要有那么一点才艺,才能算一个地道的美人。我还未及细思其中内容是否合适,就有一个念头突然蹦出来:像李渔这样一个极会给女人挑三拣四的人,他提出的这诸般标准中居然没有“瘦”,真是让我有点诧异。就是在今天社会,减肥也是一贯和美白并列成女性毕生须努力的目标。

其实在中国古代,对女性身材的要求也是一直在变化着的。汉代曹植曾在《洛神赋》中形容他眼中的完美女子,那也是“秾纤得衷,修短合度”的,意思就是不要太瘦也不能太胖,刚刚好就好。而那时古人心中的美女形象,在《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等文集中都是可以提炼出来的:第一要义就是风华正茂,接下来,就是年轻的身体要丰盈饱满。生活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已经很难想象那时的古人在看待女人时用的是一种怎样的眼光和心态。尝试揣度,或许是丰盈容易给人一种安全感,会给人造成一种蓬勃向荣的乐观视觉,然后心情也容易因此好起来。这种丰盈审美的顶峰是在强盛的唐朝,那个以硕大的牡丹为国花,以体态丰肥的杨贵妃为六宫之首的时代。

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玩笑,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直到了宋代之后,孱弱清瘦之美才渐渐取代了唐代以前的雍容丰硕之美,成为女性美的主流。这种审美上的转变多少也延伸到文人创作中来。李清照写词就多爱写“瘦”。“知否,知否,这是绿肥红瘦”,这是花瘦;“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这是鸟瘦;“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人瘦。人如其文,李清照自己,也是一个风姿绰约的瘦美人。

人体总要讲究均衡,美人既瘦,那再长着一双大脚当然就不合适了。于是,裹脚之风便也自唐宋交际之时悄悄出现。这里讲一个插曲,世人皆知南唐后主李煜和大小周后鹣鲽情深,却少有人提起李煜还有一个心爱的妃子名叫窅娘。窅娘没有大小周后的家世和美貌,却有个跳舞的特长。传说她为了让舞姿更加轻灵动人,就用白布将自己的两只脚都缠得很小,跳舞时就像一朵莲花盛开在舞台之上。后主李煜大家都知道,他极有文学和艺术的天分,却少有铁血和阳刚的气概。他不是在沙场上长大的皇帝,而是成长在后宫佳丽、脂粉堆中。这样的男人当然欣赏不了英姿勃发的女性,他只会怜爱比他更纤柔的女人,以证明他身为男性的刚强。所以,窅娘这近乎自虐的行为当然很对李煜的胃口,因此受到宠爱。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在此之后的宋代及其他几朝,妇人皆以裹小脚为美。因为瘦,所以需要搭配一双小脚,又因为要配这双小脚,所以要更瘦,相辅相成,无限循环。

想通这一点,一下子就打通了任督二脉。李渔未在《闲情》中提到“瘦”,却详详细细地写清楚了怎么用“小脚”来比美人。除了要如何“步步生金莲”、“行行如玉立”外,他也讲故事,说宜兴有个周相国,花千金买了一个美人,名为“抱小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姑娘有一双极其袖珍的脚,根本寸步难移,走一步都要人抱,故此得名。这故事在古人或许是风流韵事,但于今却难免让人毛骨悚然。李渔也不喜欢这么夸张的事,他觉得最好是“足最小而得用”,就是说既能小得可爱,又能健步如飞,不然就是“强勉造作”。他没有再写什么多余的话,但仔细推敲一下就知道,如果那三寸金莲上面承得是一个胖子,是怎么都无法做到健步如飞的,所以归根结底一个意思,做女人还是要苗条。

然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再苗条的女人也还是有十月怀胎的时候,体重一天天增多,脚却还是那双小脚,难免一天比一天行动不便起来。可是孕期也的确是需要不时动动的,做母亲的长期僵坐僵卧,胎儿又如何发育健全。我常常想,鸦片战争一进来就打垮了中国人,或许不只是毒品厉害洋人恶毒,会不会也有这袖珍小脚和纤瘦体态的作用呢?有人会说这也只是针对女人的,跟男人有什么相关,可是,男人毕竟也是女人生的呀!

明末才女冯小青在诗中写道:“瘦影自怜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说到底,纤也好瘦也罢,终归是要与一个“怜”字联系在一起的。受人怜爱,方是美人。这话说到今天也是没什么错的,只不过作为一个贪吃懒动的女性,还是忍不住怀念先秦汉唐那样允许女性以“秾纤得衷”为美的时代。

花红易衰似郎意,妒妇替郎背黑锅

——读《小青焚余》后

明末有位著名才女冯小青,她有诗曰,“瘦影自怜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冯小青名玄玄,字小青,学界很多人都认为她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原型,所谓“双木起而二马废”。无论如何,在黛玉葬花家喻户晓之前,这个冯小青着实是悲剧美人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张岱《西湖梦寻》和张潮《虞初新志》中都记载了她的故事。

冯小青是广陵人,从小就聪慧异常,读书过目不忘。她的母亲是私塾教师,她跟着母亲读书,又习得了琴棋书画等各类技能。她十六岁那年,嫁给一个同姓富家的公子做妾。小青才貌双全,于丈夫冯生处自是备受宠爱。然而冯生的正妻却是个奇妒女子,她怎么看小青都不顺眼,整天百般找茬。后来,这位大老婆干脆忽略丈夫的反对,强硬地将小青送到孤山别业中,且不许她与丈夫见面。有人怜惜小青命苦,就劝她改嫁,小青不从,就这么长期抑郁,终成大病。临死前她请人找了个画师来为她画像,画成后自我祭奠,而后一恸而终,死时才十八岁。而在她死后,冯生的正妻赶了过来,将她的画像和诗稿付之一炬。好在这把火并未烧得透彻,残余下诗篇若干,后世称之为《焚余集》。

这个故事无疑令人唏嘘,而在这个故事中,冯生的正妻自是讨不得任何的好,任谁看她都是棒打鸳鸯的悍妇。清代文人张山来甚至在阅读了《小青传》后批注道:“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出,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因为怜惜美貌多才却柔弱早夭的冯小青,愤怒的文人不仅要让这泼妇粉身碎骨,还要将她的尸骨去喂狗。这怨毒之深和替古人担忧的架势,简直要让人竖起汗毛。

然而冷静旁观,这个大妇除了将自己年轻貌美的情敌与丈夫隔绝,并在她死后为断丈夫念想烧了她的诗与画外,似乎也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不管怎么说,总比暗地里使手段把人弄死了要强。这种形象自古就多,晚唐著名的诗人鱼玄机也是不被丈夫李亿之妻所容,才最终被休弃在道观中。《虞初新志》中还有不少比冯妻夸张得多的“大妇”形象,比如《陈小怜传》中那个“知之恚甚,磨砺白刃,欲得而甘心”,最终逼得丈夫不得已将“倾动都人士”的陈小怜休弃的大妇,这直接都动开刀子了,也是足够血腥。

不过也不是没有意外,冒辟疆家的董小宛和侯方域家的李香君,却都与丈夫的正妻处得不错。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他与李姬的生活,两个人每天坐在画苑书圃中,弹琴赏茗,吟诗作画,品评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就这样幸福地度过了九年的光阴。冒辟疆在文中甚少提到自己的妻子,倒是张潮在《董小宛传》中关于冒妻提了一句:“姬南征时,闻夫人贤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诺已久矣。”前头一个“贤”字,似是给了后头的“喜”字一个理由。

一般在这种故事中,因为冯小青董小宛陈小怜等身上的主角光环,我们作为读者自然而然地都希望她们能过得好。在情感上,我也是讨厌间接造成小青之流悲惨一生的冯妻之流的。只是同样作为女人,当我看到类似冒妻的贤德女子时,却总是忍不住想,这些宽厚善良的女性,当她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花前月下缠绵难舍的时候,究竟是如何控制自己心里不断扩大的阴影面积的呢?古代男人都说是娶妻娶贤,而这所谓的“贤”中,恐怕很大一部分就是指这种无限制地宽容丈夫“纳色纳才”的心胸吧!冯妻善妒有手腕,虽然给自己留下了后世骂名,但当她在世时总归还是守住了自己坚持想守的东西,控制了丈夫游移的身心。其实她当时欺负冯小青的时候恐怕就该知道,历史和社会是决然不会让男人来背这个黑锅的,但她却义无反顾,持守着“枕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魄力,终将情敌驱逐出境。只是世人的同情心总是容易倾向弱势的一方,所以她注定只能沦为冯小青伤情故事中的一个反面角色。然而,当冯生抱着冯小青的遗体痛呼“吾负汝!吾负汝!”的时候,她其实已经输得一无所有。

曾和一个年岁稍长的女性朋友探讨过一个问题:如果爱情和婚姻中注定要出现第三个乃至更多的人,那么她是更堪承受现代社会丈夫外遇的伤害,还是更能咽下每天面对丈夫的姬妾时的酸楚。我本以为她会更倾向于前一种,毕竟再怎么说,这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还是保住了她作为合法妻子的唯一性。没想到,她居然选择了第二种。她是这么说的:“古代如果你是大老婆,那男人另娶回来的姬妾好歹也是在你眼皮子底下,你好歹还有作为大老婆的权威和地位。哪像现在,有些男人天天在外面胡搞,不仅把你瞒得像个傻子,更是在侮辱你的人格啊!”

风花雪月,常是退而求其次

——读黄图珌《看山阁闲笔》后

最近在清人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中读到一篇很雅的文字,并不连贯,一小段一小段地被割成十七节,每节前还有小标题,分别是“宜岸舫、宜雨轩、宜月梧、宜绿荫、宜月窗、宜梅窗、宜风帘、宜水槛、宜松冈、宜兰谷、宜云窝、宜山居、宜江村、宜竹林、宜日中、宜石室、宜竹屋”,“宜”字后面,全是文人在读圣贤书时所希望面对的景色。“山静日长,云深径僻,有其处也。鹤和松间,蛩吟砌畔,有其情也。花笑阑前,鸟啼林外,有其景也。至若有时有处,有情有景,而后开卷诵读,其快乐又何可圣言哉!”陈继儒《幽远集》中有著名的“香酒十七令”,我便暂将黄图珌的情致命名为“读书十七宜”吧!

这“十七宜”看起来文艺至极,也实在是具备蛊惑力的。试想,哪个爱读书的人不想在一个好环境“悦”读呢?山遥水远云淡风轻,若再配上一炷幽香,几盏香茗,那真是世间第一快乐事。如果是在早几年的时候,我肯定会为文中所提及的气象迷醉不已,其实直到现在我也偏爱出世一些的景观,这是喜爱古典文化的人通有的审美趣味。只不过这些年读书渐多,经事亦多,再看这些,就不再会像原先那样非黑即白。

如今的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生活是生活,文艺却仅仅只是文艺,更别说如我等这样分明是却不自知的伪文艺。印象里张潮就写过一句很打伪文艺脸的话:“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萧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声有言之极韵而实粗鄙者,卖花声也。”典型的三个要命的场景。烟雨蒙蒙听起来意境很美,但体会过的人都知道,真实的雨景绝不是从江南铺着青石板的小巷中走出一个打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那样唯美,更多的是潮湿黏腻的触感和狼狈不堪。而孔子最心爱的弟子,那个大名鼎鼎的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终不改其乐的颜回,也始终被我怀疑若他有老婆孩子究竟养不养得起。而诗中的那些风雨后提篮吆喝的卖花人中,又有几个能意会他们自己所营造出来的韵致?所以说,文艺有时候其实是个悖论。

回到“读书十七宜”上来,黄图珌在文中将读书之乐延宕至没有边际的外在世界中,无边风月,半生逍遥,无形中就给你一种错觉,仿佛只要上有天下有地手中有书就足够了,真是悠闲。这其实和我们眼下的现实却是趋近的,如今校园被比做象牙塔,在校读书的岁月总是单纯快乐的,但一旦步入社会,忙碌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往往将读书挤压成一件奢侈的事。既是一件奢侈事,自然要配以诸般雅韵,所以这“读书十七宜”很容易就能合上不少人的眼缘。可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在于,古人读书,从来不是为了享受这些闲情逸致的。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功名荣华和青史扬名,才是他们悬梁刺股的直接动机。心怀如此饱和的欲念,怎么可能静下心来?

但是,这一切从“读书十七宜”这般的文字中,你又是看不出来的。如若单看这些,你会觉得文人的生活不仅闲适美好,还带着超然于世的品调与疏离,多少人一生都没有这样的福气。黄图珌是用闲情写成的“闲笔”,既是闲情,那自然不能跟功名利禄扯上关系。黄图珌说,如果心中时刻都系着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去弄那些风花雪月的闲事呢?如果决意要忙人之所闲,那势必是要闲人之所忙了。

然而,到底怎么判断这是他的心里话,还是士大夫的惯性清高在起作用?先后任杭州、衢州两府同知,黄图珌本人也是吃朝廷俸禄的。想来也是,如果没有资本,人哪能整天过得跟神仙似的呢?不过他做官做得也没甚趣味,先是不合于时,被折腾得疲了后,索性也不屑去合于时了,从此专注经营自己的闲适生活。可这真是他心甘情愿的吗?“洞里春秋,并无寒暑;人间岁月,定有炎凉。”即便隔着百年的距离,也不难觉出藏匿于间的无奈与心灰。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恰恰是读书的力量,当胸怀大志的时候,读书可助你一臂之力。而当你有志难伸的时候,它也能方便你避入灵魂的后花园,享受一时的安宁。

“花朝月夜”、“清觞绿琴”、“涧头萧瑟”、“棋敲残月”,美极雅极,然而生命中哪有这么多的风花雪月,更多的实是避世文人们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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